莫言赠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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莫言赠言

愈到晚年愈拒绝见人露面,住在美国曼哈顿,孤守独处,不与外交道,死得很惨,几天后才有人发现,身世谜一样令人难解。她不过和作家白先勇吃过一顿饭,就引人自豪,白先勇一次再次写文章回忆她。“人以文名”“文以人名”,虽则不同,底子上都取决于文章要出色,成了大师,才能流传久远。有点小差别:前者以自己为大师,后者本身不足立世,托前者福,文章成为别人研究大师时的资料,而得留存。因此,围绕大师转一辈子、“吃”一辈子而能显脸的大有人在。什么红学家啦、金学家啦、老舍专家啦、莎士比亚专家啦……全是这号的。但怎么个吃法、许不许你吃、什么时间吃,那也有窍门讲究,要懂得火候、循序渐进。我开始不懂,初生牛犊,出道偏早,和不少的名家或者“准大师”打交道,一起开会、一起吃住,一般学生这样的机会难以企及。有时不免说漏嘴,把他们的一些想法、看法和人说说,包括对另一些名人说。这种谈话、回忆的过程,也是在总结、消化,碰撞灵感、火花,交流便有了意义。不想事情出来了,说我不踏实的有了,说我一口一个名人的有了,说我借名人出名的有了。我只得更谦虚,越来越少讲话。再和哪个人见面时,也是悄悄的,把记忆都烂在心里。这样当然很不好,是在进行自我封闭,但暂时需保护自己。类似的感慨是一次我去三联书店,开“三联•哈佛燕京丛书”的学术交流会。季羡林、陈平原、葛兆光、赵一凡等北大、清华、社科院的教授、研究员都在。先发言的则是美籍华人学者杜维明先生。他是哈佛大学教授、汉学家,一上来就批评开了北京大学的老师,说他不少朋友在北大教书,住得很近,有的是同一系的,却相互不认识,更不往来,他询问他人近况,彼此都答不上,交流何等之少!他感慨:这怎么能做好学问呢?过去的胡适等人,家里定期开沙龙,不同科系之间甚至文理科之间都有往来,相互能带来信息与碰撞,研究课题很大气。现在呢?杜先生可能不明国情,大陆的教授房子不够住,薪水好可怜,哪有条件开什么沙龙!研究点东西已不简单,再关了门造车,感觉“天下第一”,那也难免。可见得现在所谓“名家”,多半是莫名其妙成名的。值得年轻人“借”他、“吃”他的有几人?理归理,在自己未成名家前,我和名家的交往、交流,某些人看着,就是不舒服,诬赖我“借光”,坐不住,不用心念书。学习上其实我是最用功的一个,没想到却得了相反的印象。幸而我淡泊,更不至于轻薄到要去借某人出名。但诬陷别人很少没有不成功的。好在我心内无鬼。因我不喜巴结名人,和名人见面都是由于不得不见,都有见面的理由,不然平时那么忙,哪有机会和借口见面?有一天赶着想拜访莫言,是主编定下采访任务,我还是学生,在一家杂志社实习,并准备留下,需好好表现。杂志做的是电影电视,恰这时,莫言的长篇《檀香刑》出来,据说被台湾还是香港的某导演看中,想拍成电视还是电影,后来才知道那是谣言,主编觉得有东西可做,莫言比较全能,小说也被改拍过电影、电视,从什么角度都可以做。我就与莫言联系。他同意,约定时间,我去了他家。坐定后,他语重心长,说:你是研究生,不是大专、本科什么的,采访这类事不该你做,有时间你该好好研究点东西。我何其不想做自己想做的?忙说:采访你已经很不错了,为了分配,让用人单位接受,再没必要采访的人,我也得去。他一下子全明白了,再未说什么。临别又送我《檀香刑》和上海文艺社一套三本的“莫言小说精短系列”。我把这次采访的内容很快写成文章,网上发给他看,他稍作修改,附了短函,传回来,说:有些内容谈话中可以聊,发表出来我怕你们领导看见后不高兴,就做了个别改动。而后,他又关照我留心身边人的谗言。我大大咧咧,不重小节,吃过不知多少的明亏、暗亏,总也改不了,毛病放大,就成了他人攻击的靶子。这是性格、习惯,也是一个人的命运,别人如何,随他去吧。第一次采访莫言,则为还一个人情,是在刚来北京读书之时。念本科期间,我曾被《大学生》杂志推举为第一位新面孔和特约撰稿人,他们为我开专栏,大力推出,这份情谊我感念不已。主编得知我考来莫言的母校读书后,大喜,电话里找我,说瑞典汉学家马悦然,两次在上海谈到国内最有希望得诺贝尔奖的作家是莫言,你给我采访采访,争取下期就发出来,版面她留着。消息确凿吗?我问。她说:确凿。多少地方都报道了。我们这边也有记者亲耳听见。我对这些看得很淡,觉得莫言做出成绩,是他的事,作品、作家不是靠抬就能抬出来的,让他们自然流传最好,至少我不必跟着起哄。但我不便说出,心里虽不愿,却知道义不容辞,说你等我电话吧,我先联系一下,看他什么时间方便。就从导师那里要来莫言的电话。晚上打过去,他正在,说很忙,手上正写《红树林》,出版社等着要。怎么也得明年年头上才有空。我算算,感到他确实没时间,这么多文字,一二十天写出来,我不添乱也罢。就给主编挂电话,说明情况,请她别留什么版面了。主编通融,说任务交给你了,什么时候做出来都可以。我松一口气。但知道艰巨,不完成无法交卸,而什么时候能完成,完成得怎样,我一点无把握,这要看莫言何时方便、愿不愿意接受访谈、能不能放开来谈、谈到什么程度。有备无患,我做起准备,把导师的《莫言论》从图书馆借来,然后看他的文集,做案头工作,主要是寻一些值得提的问题,同时心里还计划将来可以拿他做学位论文,接着写个“莫言新论”什么的,一举几得。最终我没有单做他一人,而是把他与其他几十个放在一起比较,谈战争小说中死亡主题的美学问题。认为中国战争小说的死亡主题普遍存在着一些难以克服的问题,表现并不深刻细腻,思想形式单一,想象力不够,矫情者很多,到莫言的中篇小说《红高粱》、《战友重逢》时,才有了一个高峰,达到一个很高的水准。尤其是后者,人们对它文体上的“开拓性”都未关注,事实上它将凡世凡人与鬼界鬼事打通,生前后世,时空交叉,迭现了人物及其亲人的不幸运命,形式上直承并发展了《聊斋》所说的“鬼故事”传统,极富想象力、启示性。但就是这样个题目,很不好做,说深了要避嫌,说浅了通不过,所以自开题到答辩,争议都很大,导师和领导们没有一个不忌讳的,希望我放弃,我却认准了,一条道儿走到“黑”,觉得该说的说,不该说的就收着。可即便很小心,也还是没有避免遭受不大不小的打击。而莫言托人邮来的《莫言研究资料》,我未用到。这是后话。人的运气来了挡都挡不住。我这人“大运”没有,“小运”也还是不少的。无须我再邀,十来天后,我和莫言不期而遇,是在友人的新书见面会上。我连忙随他到最里间坐下,直接谈起来,聊得很多。晚上却未一起用饭,他提前走了,大概回去钻他的“红树林”了。据这次谈话,我写了文章。主编看过后,笑我做作家可,做记者难,写文章可,采访人不行,很不会提问,行文里分不清哪是莫言说的,哪是我说的。我始终认为,那种一问一答的访谈模式,干干巴巴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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